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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观众看见新闻中人
2011年09月25日  

/柴静

央视节目主持人柴静推出了一档新的人物访谈节目《看见》,采访了姚晨、药家鑫的父母、一对环游世界的花甲夫妻、抗战老兵……

新节目才开始,还没有获得很高的收视率,但柴静问自己:“在《新闻调查》时,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,但为什么我现在反而心里的动静这么大? ”

征得她的同意,编发此文,分享她在荧幕下的丰富感受。

观众问,为何会取名为《看见》?

‘一个作家说过,人们都知道什么是石头,我的任务是让人们看见它,感觉到它。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发生大量新闻,我们的任务是让人们看见新闻中的人,感觉到人的存在,共同负荷着生活。 ’柴静答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流泪

这个男孩,十二岁,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,已经去世。他也被感染,与奶奶,父亲,继母生活,别的小朋友见到他就躲开。

吃饭时,他吃的菜由爸爸夹在碗里。吃火锅的时候,他吃了一会儿,凑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锅,又坐下了,他爸说:“你吃什么?”

他端着碗,怯生生地说:“粉条。”

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,犹豫了一下,说“你夹着吃”。

他立刻说:“不,你给我夹。”

“夹吧。”

他说:“给我夹。”

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:“夹吧。”

他爸说:“你就夹吧,没事嘛没事,叫你夹就对了嘛。”

他迟疑着站起身,看了一眼锅,在离自己最近的汤的表面匆匆夹了一片菜叶,坐下来放在碗里,搅着。

桌面上没声音,他解释了一句:“粉条没有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,他爸捞了一筷子粉条放他碗里。

看完赵亮的纪录片《在一起》,我们决定采访这个男孩。但一坐他对面,我就知道这采访的困难,他太敏感了,或者说,他承受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,但记者职责是要提出问题,如果问得不准确,时机不对,没有勇气碰禁忌,或者碰了之后掌握不住,都不成。

有天看村上春树的非虚构类作品《地下铁》,关于东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施放毒气事件。他写非虚构远远不如写小说,可我理解他的拘谨——只有坐在受害者面前,才能理解那种压力。不管你再怎么想“不能伤害任何人”,但“置身的立场本身就有一种傲慢性”。

采访中,男孩说,看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哭了。

我问“是不是吃饭那一段?”

“阿姨,姐姐,你怎么猜得这么准?”他意外地看着我。“因为如果是我,我也会很难受的。”

他没说话,眼睛红了。

如果在以往,我可能会停下来,或者问下去,但不知道为什么,我看了他一会,说“……怕你心里受委屈……”,就低下了头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。

后来,我让编导剪掉了这句话。我知道,记者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,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,但我奇怪的是,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?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,我根本没想过要说,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。

之后我翻看笔记,一个月前我看纪录片里吃饭这段时,写过:“这真是天大的委屈,让他受了”。在采访那刻,男孩的问题唤醒我那瞬间的感受。

去“采访”这样一个孩子,无论如何都是一种“傲慢”的立场,唯一削减这个傲慢的方式就是投身于他的感受之中。

有读者留言中说,“你现在在节目里‘我’多了一点。”是,他们看得很清楚,有需要克制之处,但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外。

施害者一样让我难受

采访药家鑫案时,张妙(被药家鑫撞倒并刺死的受害人——记者注)母亲在房间里痛哭,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。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,问他:“你不去劝劝吗?”

他说:“没有用。”脸上都是早被日日夜夜锤打扁了的无奈。

我坐一会儿,坐不住了,回头对摄像说:“我去看看。”

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,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,只是哭喊,没办法说话。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,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,说:“给你,摩托”,我摸他脸,说“大宝贝,不是摩托,是奥特曼。”

我事后想,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,为什么会这么说话,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,这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,我的性格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。为什么会这样,我不知道。

与药家鑫父亲交谈,他说到后来临刑前最后一面,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,他拒绝了,说:“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,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。”

我低着头,用笔敲着手:“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。”

为什么这样?我也不知道。

采访完。晚上写工作笔记,“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,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,也没有想到会对施害者的‘难受’有这样的感觉——最近采访感觉陌生的我,好象摆脱了律令,在自发地做出反应,在《新闻调查》时,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,但为什么我现在反而心里的动静这么大?”

我不知道。“这种采访象在竹签尖子上走”,我在笔记里写,“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个密密的芒刺上。”

卢安克(柴静的采访对象,一个长期在广西山区“支教”的德国青年——编者注)说过:“不要把我们的认识弄成模式,因为模式只能让我们脱离生活。反而,只有对认识的感受能带我们进入生活。”

文学是有所感受,揭示“最寻常”的一面——人心到底如何?如果是我置身于他的经验,我又如何?

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这故事也只是男女情爱。但托尔斯泰好象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。他并不美化他们,只是深化他们,不管哪个类型——花花公子调情的满足感和身不由已爱上一个人之后内心的恐怖;一只猎狗接近野鸭子时折磨的乐趣;老官僚的一丁点柔情和他妻子原谅他外遇的全部心理过程……不管他多么爱憎某人某物,但就因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,所以人人都平等起来。

我在节目预告时写过,以前我采访不少艾滋感染者,自认为对他们的处境有些了解,但看了赵亮这个纪录片,觉得自己象黄庭坚说的,大雨滂沱而下,大地汲水,万物吸纳,只有庭前大石头,雨落其上“入不得”。

什么叫“进入”?

感染艾滋的刘老师说,她有天打车的时候,司机问你去哪,她说了地址。对方有点奇怪,看了她一眼,说:“你去那儿干啥?那儿都是艾滋病。”“我就是。”

司机一脚刹车,从后视镜里看着她,说:“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。”

这句话,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。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,往往来自想像,而不是事实,来自议论,而不是感受。

但一切了解的开端,也埋在同一句话里,这句话把我们按在水里,浸没于他人之中。

“你也是一个人呀”。

敢不敢走进精神的囚笼

浸没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。

托尔斯泰听肖邦的音乐会发起火来,“这音乐到底要把我怎样呢?”

敏感的人,有强烈的感受,就会被“怎样”,就会被动,摇晃不安。

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。

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后问:“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?”我想起村上春树在毒气事件中,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。可能是条件限制,他虽然意识到了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,“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、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,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,没有了就无法忍受……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,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”,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,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,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“为什么”,“不能忍受”的是什么。

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——要不要认识人,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棍的人?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,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?

陈虻(央视资深新闻工作者,深受央视人的尊重,2009年因病去世——编者注)以前要我宽容,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,现在我体会,理解是要有基础的,这个基础是感受。

采访花甲背包客时,两位老人说,年青时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类,现在出了国,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,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,他们不高兴,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。这对夫妇感慨:“我俩在讨论,幸福到底是什么,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——这话很简单,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,你就体会不到。”

他们说,“单一就会狭隘。”即使是善,强加于人,偏执一端也会如此。

有一个阶段,我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,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,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,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——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“投入其中”,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,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,达到平衡,呈现出“客观”的结果,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。(标题系本报编辑所加谢岚)

转载于:《新闻晨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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